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陈四平记得很清楚，那一天是大年三十，除夕夜，阖家团圆。他买了熟菜，猪头肉，咸草鸡，麻辣豆干，拌三素，煮了一锅榨菜肉丝蛋汤，与母亲面对面吃了最后一顿饭。他温了一瓶黄酒，切了点姜丝，热辣辣喝下肚，春节联欢晚会只看了一小半，就眼皮发涩，躺到床上呼呼大睡。酒是在小区对面的“三千杯”零拷的，从大坛子里舀出来，色泽橙里透红，喷香扑鼻，后劲很足。
第二天醒来已经日上三竿，他恋恋不舍，在被窝里赖了会，一骨碌爬起身，套上衣裤走到客厅里。桌上是昨夜剩下的残羹冷炙，没有收拾，大门半开着，冷风一阵阵吹进来。陈四平有些发愣，回过神来，冲进母亲的房间，果然空无一人。他心急火燎找了一通，连衣柜床底都没放过，最终确定母亲已经离家出走。
母亲的离家出走与父亲不同，她是老年痴呆，两手空空，连门都没关。陈四平不知道她是年三十走的还是年初一走的，匆匆拿了手机钥匙出去找。街上透着年味，也透着几分冷清，陈四平一路问询，谁都没看见母亲，连小区的门卫都茫然不知。
陈四平在附近兜了个大圈子，又回到小区继续找，母亲没有回来，他无可奈何，只好打电话报警。警察建议他再找找，问问亲戚朋友，24小时后仍没有下落，到白马桥派出所报案。
那是陈四平一生中最漫长的24小时，他像没头苍蝇一样到处乱撞，拿了母亲的相片，逮着人就问，到最后病急乱投医，找上了舅舅丁正新。丁正新接到电话时已经是下午5点半，他不无唏嘘，安慰了陈四平几句，关照外甥先回家去等，一个人琢磨了会，给白马桥派出所的赵所长打了个电话。
赵所长的儿子是丁正新的得意门生，两家常来常往，不是一般的交情。大年初一，赵所长正在所里值班，泗水城治安一向很好，老人走失只是小事，多半在哪个旮旯待着，一时找不到回家的路，他答应替丁正新查查看。
到了晚上8点多，赵所长回电，没有提出警调查的事，而是告诉丁正新，白马桥下发现一具浮尸，是个老年妇女，死亡时间大约在凌晨3点左右，从附近的监控看，是失足落水，意外溺亡。
丁正新倒抽一口冷气，当即叫上外甥陈四平，到白马桥派出所找到赵所长，拜托他一同前往法医鉴定中心，确认溺亡妇女的身份。法医鉴定中心就是市民口中的“尸检中心”，比火葬场更让人忌讳，负责尸检的主任是赵所长的同学，与丁正新也认识，一起吃过几顿饭。
赵所长亲自开车跑了一趟。
陈四平坐在后座，沉默不语，他心中有不祥的预感，母亲已经以一种残酷的方式离他而去，从此只剩他孤零零一个人，生活在这座钢筋混凝土的森林里，形单影只，挣扎求生。预感是如此强烈，以至于手脚发麻，肠胃痉挛，整个人不受控制地轻微颤抖。
赵所长调了下后视镜，他已经看过了验尸报告，轻轻咳嗽一声，主动问起陈四平母亲的年龄和衣着。陈四平有些迟钝，充耳不闻，丁正新看不过去，侧转身拍拍外甥，和颜悦色重复了一遍。陈四平这才回过神来，干巴巴说了几句，迟钝而木讷。赵所长心中大抵有数，朝丁正新微微摇头，死亡是不可避免的，但以这样一种方式死去，确实令人难以接受。
丁正新暗暗叹了口气。
认尸的过程乏善可陈。母亲躺在冷柜里，口鼻周围留下泡沫痕迹，皮肤苍白皱缩，有淡红色尸斑点，上臂和大腿泛起一层鸡皮疙瘩，指甲嵌满了淤泥。她的面目跟活着并没有太大差别，丁正新虽然很久没见过她，还是一眼就认了出来。
陈四平在验尸报告上签了字，手抖得厉害，名字歪歪扭扭。
除了丁正新外，陈四平在泗水城没有旁的亲戚，他也不打算设灵堂，人死如灯灭，没有人吊唁的灵堂形同虚设。他拜托舅舅联系火葬场火化。
丁正新对此没有异议。过去十多年里，他亲手送走了父亲和母亲，送走了丈人和丈母娘，一回生二回熟，丁正新对泗水城的丧葬习俗谙熟于胸。葬礼是做给活人看的，寄托哀思只在其次，事实上也没有那么多哀思。既然陈四平只有他这么个舅舅，一切从简也无可厚非。
大过年的，农历初一、初二火葬场暂停火化业务，赵所长答应帮忙打个招呼，初三一早送到火葬场烧个“头炉”。
回到家已经将近12点，陈四平没有开灯，独自坐在黑暗中，静静听着自己的心跳，回想起过去种种，觉得肚子有点饿。他煮了一锅泡饭，就着剩下的熟菜唏哩呼噜吃下肚，把碗筷泡在水槽里，去卫生间洗了个热水澡，上下里外都换掉，脏衣服丢进洗衣机。
年初二陈四平整整睡了一整天，睡得昏天黑地，睡到地老天荒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