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zt 北宋三衙武将之地位（第5页）

[13]在两者的综合作用之下，其地位基本上降至北宋一代的最低点。

然而，从庆历三年“庆历新政”

开始，也就是欧阳修“余作舍人”

之时，鉴于宋夏战争中暴露出来的严重问题，北宋“重文轻武”

的国策逐渐向“重文但不轻武”

轻变，而随着狄青等一大批抗击西夏的功臣进入三衙，三衙的素质也略有起色，其地位遂呈上升之势。

十余年后的仁宗末、英宗初，即欧阳修任翰林学士及再入为执政时，业已表现出了明显的提高，即所谓“三衙渐重”

。

此后，除元祐旧党执政的少数时期外，神宗、哲宗、徽宗诸帝皆有志于对外用兵，尊宠将帅在所难免，故三衙的政治地位持续上升。

如神宗朝熙宁九年四月，殿前都指挥使郝质等言：往军器监与权判监刘奉世等会议军器。

上批：“殿前、马、步军三帅，朝廷待遇，礼继二府，事体至重。

寺监小官，岂可呼召使赴期会？尊卑倒置，理势不顺，自今止令移文定议。”

[7]（卷274）宋人评论此事说：“至于熙宁，待遇之礼继于二府，至有寺监召之而不可得者。

吁！

何其重也。”

至徽宗朝，三衙遂达到了“为极品之官”

[14]（卷192）的顶点。

像政和四年六月，中书舍人陈邦光即曰：“管军为武臣极任，今乃不入品序，止以本官为次等，欲望特诏有司参酌正。”

遂诏送礼制局，“本局取到管军臣僚称呼等阶，今定殿前都指挥使在节度使之上，殿前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留后之上，马军都指挥使、马军副都指挥使在正任观察使之上，殿前都虞候、马军都虞候、步军都虞候在正任防御使之上，捧日、天武四厢都指挥使在正任团练使之上。

从之”

。

[4]（职官三二之七）

三衙的政治作用

正如朱瑞熙先生所指出的：“三衙将帅，不能参政。”

[8]（P552）限制武将，尤其是以三衙为主的高级武将的参政权，是北宋一以贯之的基本国策。

如在宋太祖朝，“一日，太祖语（石）守信，将用周翰掌诰。

守信微露其言，周翰遽上表谢。

太祖怒，遂寝其命”

。

[10]（《梁周翰传》）宋太宗更是明确宣布云：“自梁、晋以降，昏君弱主，失控驭之方，朝廷小有机宜，裨将列校，皆得预御坐而参议，其姑息武臣乃如此。

朕君临四海，以至公御下，不唯此辈，假使李广复生，亦无姑息之理也。”

[7]（卷37）因此，从总体上看，三衙在北宋政治生活中发挥的作用不是很大。

当然，限制将帅的参政权，也不能理解成绝对不允许参政。

其实，三衙对朝政发表个人意见在北宋也并非少数，如仁宗时即规定三衙除本司公事之外，若“别陈利见，即关报閤门，依例上殿”

。

[7]（卷156）真宗朝张耆于殿前都虞候任上，“时建玉清宫，耆奏疏谓殚国财力，非所以承天意”

；[10]（《张耆传》）杨崇勋，“久任军职，当真宗时，每对，辄肆言中外事，喜中伤人，人以是畏之”

；[10]（《杨崇勋传》）仁宗朝的郭承祐，“好言事，指切人过失，时谓之武谏官云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