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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275章 苏亦关于数字卦的名场面（第2页）

要不是李家浩还留在北大，估计一网打尽了。

苏亦读书的时候还曾经看过他跟裘先生合作的《谈曾侯乙墓钟磬铭文中的几个字》，因此，对他的印象比较深刻。

现在，两人都是作为北大的研究生参与古文字成立大会，关系也逐渐熟络，之前还互相讨论各自的文章，因此苏亦比在场的众人还提前知道他的文章内容。

李家浩是小辈。

学术报告安排的时间比较靠后。

苏亦对甲骨文单个字的考释，不是很感兴趣。

这玩意他太考究功底了，他就是半桶水，对上李家浩，他也只有听的份。

相比较裘锡圭跟李家浩这对师生，朱德熙先生在战国文字方面的研究造诣更深，因此，他的文章《战国匋文和玺印文字中的“者”

字》也是专攻这个方向。

除了玺印、陶文，楚简、楚帛书、汉竹简、盟书和铜器铭文等方向，朱德熙先生都有涉略。

后来，朱德熙、裘锡圭、李家浩还合着《望山一、二号墓竹简释文与考释》，算是北大中文系古文字方面主要学术的成果之一。

相比较中文系，考古专业这边就低调了很多，也不对，应该说更加接地气一点，比如高铭先生的文章《侯马载书盟主考》。

先不说别的，仅仅从这篇文章的名字，苏亦就能够分析出好多学术八卦。

一般来说，学界提及侯马出土的文书都会用“侯马盟书”

来形容。

因为1965年侯马盟书出土的时候，文物局谢辰生先生专程赶去侯马视察，并带部分盟书标本回京，给郭沫若先生鉴定。

隔年，郭沫若就写《侯马盟书试探》一文。

侯马盟书由此名扬海内外。

在郭沫若先生之前，是没有这个称呼的。

比如侯马考古队队长张晗先生在写关于这批文书的时候，也是《侯马东周遗址发现晋国朱书文字》这个标题。

跟郭老的《侯马盟书试探》同时刊发在当月的《文物》。

《文物》月刊发出消息之后，第一位加入侯马盟书讨论的就是陈梦家先生。

他1966年《考古》5期发表了《东周盟誓与出土载书》，该文指出盟书古称载书。

唐兰先生跟郭沫若先生的关系有点微妙，很多学术上的观点是不认可的。

因此，他在72年他在《文物》上写了一篇文章《侯马出土晋国赵嘉之盟载书新释》，也没有用“侯马盟书”

而是直接沿用陈梦家的“载书”

。

这篇文章，唐兰先生提出四个问题：

一、主盟的人是谁；

二、这次盟誓为的什么；

三、在什么时候；

四、在哪个鬼神前面盟誓。

他觉得这个四个问题还没有完全解决。

于是，他经过一番考释论证以后得出一个结论：

“公元前424年，赵恒子嘉逐赵献子浣之事。”

具体点来说，就是这次盟誓是由于赵襄子鞅死后，赵恒子嘉把原定的继承者而且已经继位的赵献子浣逐出晋国而自立，在即位时，为防范有人企图使赵浣复辟而举行的。

随后，由于有人策划使赵浣复辟而未逐，又举行了一次，但这次赵嘉为参加，仅由少数人自己做誓。

时间，就是赵恒子的元年，晋幽公的十年，也就是公元前424年。